潍坊市实现城镇职工医疗保险门诊统筹

然而近些年中国经济已过渡到内需消费驱动，2019年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升至57.8%。

第二，虽然政府号召开工，经济急需启动，但企业复工需要政府许可，获得许可的条件还相当高。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纷纷出台应急政策，缓报税、缓缴社保、贷款绿色通道、降低贷款利息、减房租、降税负等大小政策数十项。

概要：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打击严重，全国经济持续停摆会造成国民经济的系统性难题，其后果可会比瘟疫的危害更大。大中型企业的企业债、股权质押风险，容易出手帮助，但帮助千百万家中小微企业的难度就大了很多搞大规模放水、大范围投资、刺激经济增长，就会偏离解困的目标，也解决不了当前问题。地方政府更了解企业面临的问题，需要地方政府做更多的事情，需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主动性。另外，也需要减少政府不必要的支出，把过多的行政性经费和其他不必要的支出压下来。

由此，一场经济界的抗疫之战已经打响。要谨慎对待增加中长期贷款的问题，不要用放水的办法鼓励投资。4、地方政府更了解企业面临的问题，需要承担更多责任，要更务实。

还有企业、社会组织、民间机构，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让他们一起想办法。搞大规模放水、大范围投资、刺激经济增长，就会偏离解困的目标，也解决不了当前问题。现在需要的是解困政策，不是刺激政策。释放流动性切忌大水漫灌，要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

这些事情做好了，企业经营、居民收入、消费和经济增长等问题，都会随之改善。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明确要求要切实维护正常经济社会秩序。

疫情之外，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也增加了新的挑战，特别是餐饮、酒店、旅游、实体零售业，其经营现状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现在如果大水漫灌，前面所有的工作前功尽弃，债务负担会越来越重，杠杆率也会越来越高，就会为未来的增长挖坑，设置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做什么？现在什么事情最需要做？那就是在老百姓面临困难的时候，怎么帮老百姓解决困难。现在需要的是解困政策，不是刺激政策，否则会给未来经济发展造成更严重的影响。

如果你没有回去，但又长时间找不到工作，这可能是比较难办的问题。而且各地本身情况不一样，一定需要当地政府根据当地情况采取合适的措施，中央政府给一个基本指导，具体的事情由地方政府去做。要考虑可能出现的企业倒闭、失业扩大等问题，研究应急对策 新京报：一些研究人士提出，为避免挤压其他民生和稳增长支出，有必要扩大财政赤字率至3%。比如放假的职工目前无法上班，生产不能正常恢复，但工资还要发，租金、银行利息还要付。

扩大中长期贷款实际上是扩大资金投放、刺激投资，是刺激政策。尽快控制疫情，让老百姓恢复正常生活、恢复正常的收入和消费，恢复市场活力是关键。

也看到有政策提到，对面临困难的企业可以降低企业交费的负担，返还一定比例的社保费用，这是有道理的，包括考虑哪些税费可以临时性减免。社保缴费负担重的问题需要拿出有力措施继续解决。

防止恐慌，防止冲击，银行不要盲目抽贷、断贷、压贷，继续对小微企业提供贷款支持。地方政府更了解企业面临的问题，需要地方政府做更多的事情，需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主动性。今天我们推出大家问策第四期：王小鲁谈经济战疫：现在需要解困政策，不是刺激政策。扩大中长期贷款实际上是刺激投资，是刺激政策。接下来涉及社会救济的问题，城市、农村可以有不同的渠道来做。这种情况下，紧急性的救济还是需要的，可以考虑以工代赈，做一些有必要的政府项目。

要谨慎对待增加中长期贷款的问题，不要用放水的办法鼓励投资。另外，要考虑未来企业倒闭、失业扩大的风险，研究减缓冲击的应急措施。

在加强疫情防控的同时，努力保持生产生活平稳有序。后续经济政策方面，应把握哪些重点，避免哪些问题？ 王小鲁：面临问题，需要应对。

苏州的政策说明，市政府在具体考虑企业现在面临的问题，帮助解决我之所以十年来执着地探讨共同经济基础论，意在纠正国内根深蒂固的所有制歧视问题。

未来十年，我们迫切需要排除干扰，把市场决定论落到实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近20年，但欧盟和美国等还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里固然包括一定程度的成见，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倒逼中国提高自身的市场化指数。从2018年至2019年末中美贸易谈判的进展情况看，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十分关键。传统的垄断行业包括电力、电信、铁路、石油、天然气等，这些领域主要由国有资本控制，民营资本和外商资本占比很小。

孟子有言，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这场农村改革是农民自发组织的，这表明中国改革有极其强大的内部动力源，我把这种改革称为内源性改革。

开放倒逼的新形势要求产权交易市场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其一，由中立性机构来组织、协调和管理产权市场交易活动。而这种模式是被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否定了的。

单就外源性改革而言，实际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就已经经历了两次初步的开放倒逼改革的浪潮：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沿海地区的开放倒逼改革。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是正确的，但也是不充分的、片面的，要防止各方资产流失。

2019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应《群言》杂志之约，笔者就九问民营经济作九答，引起较大反响。这是对当今世界格局作出的重大和深远的战略判断。但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以公平为核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命题是很好的。目前中国的改革依然处在深水区，不能盲目认为已经走出了深水区，这是战略误判。

2019年12月22日，新华社公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我认为，这是一份旨在纠正所有制歧视的文件，其核心命题是寻求公平，即竞争中性，包括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法治环境，确保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第二，广义产权配置制度。

面对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改革需要有新突破、新思维。若要真正做到公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绝非易事：第一，从理论上说，必须确立国有民营都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如果这一前提不能确立，我们寻求的公平则缺乏制度根基。

今天，创新与完善产权制度应该从广领域角度把握产权内涵，既包括经济物品的物权、债权、股权等，又包括知识产权、技术产权、管理产权和劳动力产权等各种人的产权，以及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等。二是国有资产产权配置效率低下，有一些僵尸企业尚未清除。